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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鄭渝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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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“勵志”故事又來了。
《錢江晚報》4月24日給出了一篇報道《放棄50萬年薪!浙江姑娘辭職沖上熱搜第一》。
報道介紹,一位浙江姑娘幾年前畢業后,進入溫州一家大型國有銀行支行工作,被分配到基層網點,從柜員做起。網點早上8點半正式對外營業,所以柜員通常7點多就要到。網點營業期間,工作十分繁忙。而到了網點營業時間結束后,柜員還要參加“夕會”,再整理好當天的現金、憑證和回單等。
報道說,之后,這位浙江姑娘跳槽去了一家城商銀行。通過到處發傳單、擺攤、掃樓辦卡等辛苦付出,拿到了了50萬元的年薪。但在此后,銀行就給出了更高的任務指標。報道還提到,這位姑娘曾經工作的銀行網點,考核十分嚴苛,一旦員工出錯,比如叫號之前要舉手示意,如果忘記做動作或者動作做慢了,就要被罰款。這最終逼退了這位姑娘。
最近各大銀行近期陸續公布了2022年年報,工商銀行、農業銀行、建設銀行、中國銀行這四家國有大行的員工總數,較2021年末減少了約8200人。
銀行員工減少,有很多原因,比如,社區網點和理財中心增加,傳統的綜合型網點減少,這就涉及到員工的結構性調整。比如,社區網點其實是可以通過勞務派遣來完成人員配備的,而理財中心對接高端客戶,很多銷售和服務工作也是傳統的柜員所無法勝任的。這也意味著,很多銀行的員工總數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人員變化的特征,一加一減之間,其實換掉了很多人。
又如,就是這篇報道里提到的,業績壓力會逼退現有員工。這起事件中的當事者,之所以當初能在城商銀行拿到50萬的薪金——請注意,那50萬其實不能稱為年薪,因為年薪是個相對固定的概念,很明顯她所領到的這筆錢實際上主要是獎金。
當事者能夠在溫州等浙江城市這種比較成熟的金融產品消費市場(也就是所謂的紅海市場),創造出非常驚人的業績,拿到高額獎金,這可以證明她的銷售能力非常卓絕。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,正是因為她創造了新的記錄,對于她個人來說當年有獎勵,但同一家銀行在當地的其他網點、銷售部門的同事,就會相應受到獎金減少的處置。
她創造的新紀錄,就固定下來成為一個標桿,換言之,她本人也好,還是其他人也好,就必須創造一個新紀錄,才能繼續拿高獎金。
說到底,這是一種很惡心的銷售文化,或者說銷售制度安排。
因為一家銀行在一個城市,尤其是溫州這樣的成熟市場的存款吸納能力,貸款所匹配的優質客戶,還有理財產品銷售,一定主要是取決于銀行政策,銀行給客戶的資產安全信心。就像是前不久才倒閉的美國硅谷銀行,創辦時間也不算太久,卻招引了全球投資者、全美存款人趨之若鶩的追捧,說到底就是此前所營造出的良好業績回報預期,并不是硅谷銀行的業務員能力有多么強。
我國很多行業從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引進的銷售文化,其實就是鼓吹野心有多大,業績就有多大,完全不考慮經濟環境、行業特性、產品品質,所以日本也好,我國臺灣地區也好,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,特別“盛產”那種被人譏諷為大忽悠的銷售員,特別流行那種“雞血”文化。
銀行(不管是大行還是城商行)用不斷刷新業務指標的方式來逼迫員工“卷”,如前述,這完全是罔顧市場容量、客戶心理所給出的嚴苛設定。銀行的各類業務不可能永遠無休止地增長,正如房價不可能永遠上漲。
上述做法本質上是對員工身心健康的摧殘,而且必然催生各種短視甚至是違規違法操作。
之前美國媒體就報道過,美國的富國銀行等金融機構也是因為類似的嚴苛考核,導致員工紛紛開設假賬戶、偽造信用卡、重復向客戶收費,用虛假的短期業績蒙混過關,以避免、拖延因業績不過關而被辭退的命運。
插句題外話,有些學術機構近年來也在引進類似的考核機制,逼迫學者尤其是沒有資歷優勢的年輕學者多出成果。韓國的一些例子已經證明,這種機制非但對于學者尊嚴會產生致命的腐蝕,并且會因誘發學術不端,最終會反噬學術機構以及所屬學科、專業。
而如《錢江晚報》報道中所提到的那樣,很多銀行現在考核十分嚴苛,甚至細化到員工叫號之前要舉手示意,如果忘記做動作或者動作做慢了,就要被處以罰款。這其實更是毫無必要的,員工到銀行是去上班的,不是去公開受刑的。銀行考核員工行為的重點,應當放在服務質量之上,比如有無盡到風險提示的責任,有無高效辦理業務,有無對客戶忽略但可能導致客戶利益重大受損的問題進行提醒,而不是雞毛蒜皮一大堆。
嚴苛的考核,看似會帶來標準化的服務,程式性的微笑,其實員工苦逼不堪,在煎熬跟痛苦之中,他、她有心情去體察客戶的需要、顧慮和擔憂?
拜托那些坐在辦公室里天天抄日本韓國制造工廠流程規范,照搬用來嚴管員工的銀行高管們,去讀一讀迪士尼的服務要領。讓銀行員工感到放松、快樂、有成就感,才可能有高漲的士氣,才可能讓他、她有足夠的同理心去體察客戶。
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,這起事件中的當事者很有能力,可以在溫州等浙江城市這樣的金融消費成熟市場得出高業績,但她原先所在的銀行卻最終導致她離職了。我當然相信,這位當事者之后的職業發展,再差也不會差到哪里去,但銀行畢竟發生了人才流失。
那家銀行的高管層有沒有問責過當事人當時的上司、分行頭頭?銀行的董事會又有沒有啟動過對管理文化和考核體系的檢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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